作者：京川游侠
壹当伯钱在《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一书上册中首载，将其归入唐铸，称或为史思明所铸，后谱有采用此说者。华谱亦无例外续延之，更注明所谓“实物已不知去向”，言下之意，本品乃“孤品或仅见”。戴葆庭先生之后，有马定祥先生称此钱与大泉五千和四眼大齐同为大珍。
事实上，无论是大泉五千还是大齐通宝小平，岂止孤品仅见。这些年来，那些民国时期定的“大珍”，先后所见公展早不止一二，愚博客也有展示，并无可疑之处。如果非要言后出皆伪，那么，事情便奇怪到不合天理，那就是，只允许民国时期的几位泉界前辈大师发现新种，并确认为珍真之品，而不允许后来者发现或拥有，凡后发现或者有藏者皆伪作。显然，这是十分霸道而又荒诞不经的，是严重违背逻辑和古泉发现规律的一种典型之歪理邪说！只可惜，至今仍然有那么一些人，满脑潲水，还在坚持这一歪理邪说，言及于此，铺垫一下，不再赘述。
书规正传，由于“壹当伯钱”的考证，戴葆庭先生亦未见有更加详细的论证推敲，因此，导致此钱的铸者铸期，至今仍然充满诸多迷雾。如此，倒也留下一些空间，给人遐想和探讨的余地，故而，论及此钱不仅颇见学术价值，也很有些趣味。今结合愚帐中所藏此钱，也来辨析解读一番。
首先，辩锈识浆，以确定此钱锈色的真实性如何。本品出于东北罐装窖藏，其锈浆质地可鉴，薄锈浓浆，点染些许绿锈，其锈结皮，紧实附着于钱体，锈痂皮壳老道，深浅厚薄不一，分布极为自然。其薄锈露铜之处，可感其铜泛红，铜色熟老，显然青铜材质无疑。无需多言，本品色质，罐装本真老浆硬锈，昭然自然天成之相，实为毋容置疑的锈相开门之品矣。
其次，复目其字，品文识书。但见本品“壹当伯钱”四字，与戴葆庭拓品完全一致，并无稍明显差别，仅因不同钱品，锈蚀不同而导致的笔划客观正常之细节差异。从书意上看，其书确实古朴率真，亦所谓“文字朴野”（台湾某著名泉家之语），布局基本协调，横直竖立。由此，可定，本品之书无异无邪，可断其书相开门。
言及于此，当然并未完结，我需要进一步深入细察其钱文书体书意风格，以便去探究明晰存在的一些疑惑。不难看出，其钱文书体似篆似隶，并非如之前名泉家所言的绝对篆书。其原因：
首先最明显的出在“當”字上，可见诸种篆体写法，均找不到此接近正楷或正隶之“當”字写法。毫无疑问，这个“當”字并不是篆书书体。此外，可见“壹”字，其头部虽有篆意，然也非全篆体，而是篆隶之书体结构和笔法的合成。其余仅“伯”字为篆书书体，“钱”字并非全篆，而是似隶似篆，且有省笔（非常重要的特征）。
显而易见，这种书体书意，与唐代铸币有着明显的差别，更与所谓三国蜀汉时期的铸币（如“世平百钱”和“太平百钱”等）有着明显差别。我们知道，世平百钱等，其文字并无省笔现象，此其一；其二，史思明铸得壹元宝钱，乃鲜明的隶书书体，既无省笔，又非似隶似篆，故从得壹钱风格及至唐钱钱文书风来看，很难将“壹当伯钱”这种书体以及具有明显拙率书意之书与之相联系，或者说，其并非唐铸任何已知钱钱文的风格。当然，其更非三国蜀汉时期所铸的钱文风格（下面还有另外特征的证明）。由此，第一个结论是，“壹当伯钱”的书意并不符合唐代乃至史思明铸币的典型特征。
再者，续察其形，观铸识相。可见此钱，直径35.5毫米，重约19.57克，铸体较为厚重，形制如后世当五型钱大小。其铸相显示，铸制规整，方正圆矩，坦平地章，字廓较为深竣，穿轮干净。显而易见，此等铸相，具官炉出品的应有品质和貌相，非私铸伪作可为。因此，就常规铸相而言，此钱铸相开门，应无疑问矣。
然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辨析其铸相，方可结论。可见，此钱面背乃中宽缘，而面背穿廓均显肥粗。此一形制特征，是最能说明问题之点。我们已知，唐代铸币或者说史思明铸得壹元宝，顺天元宝钱，其缘均属中宽，然其穿廓无一不是细廓！事实上，我们至今也见不到已知唐铸钱品任何一个品种的穿廓会如此肥粗。当然，在三国前后时期，也见不到有这种中宽缘，肥粗穿廓形制之任何一种钱。故而事实是很明显的，“壹当伯钱”的这种形制铸相特征，既与三国前后时期铸钱的形制完全不合，又与唐钱形制完全不合。
当然，其与两宋时期的铸币普遍性特征也完全不合，与元代及其以后的铸币普遍性特征也完全不合。这也是一个基本点，此不再赘述了。
基于上述书相和铸相两个主要方面的分析论述，愚见以为，“壹当伯钱”具有将其排除出唐代及其以前、以及两宋及其以后铸币队列的合理而明确的理由，故其非唐代及其之前及两宋以后所铸可以说是不无道理的。既然如此，那么此钱究竟是何人何期所铸呢？言及于此，事实上我们已经可见端倪，那就是，此钱为辽铸的可能性极大！
理由之一，钱文书意上看，其具有文字省笔（“钱”字、“壹”字）现象，而这是辽钱汉字辽写的普遍性特征；
理由之二，钱文书意似篆似隶，没有鲜明的某种书体之典型标准特征（仅“伯”字接近全篆），而这种混合书体的写法，仍然是汉字辽写的一种常见而典型的现象；
理由之三，形制上看，其中宽缘，尤其是穿廓肥粗。这种穿廓粗莽的形制特征，则由唐至五代十国之后，最先见于辽钱之上。可以说，只有辽钱才广泛采用肥粗穿廓的独特形制铸法。
理由之四。从“伯”字的运用上看，这个有单人旁写法的“伯”字，在唐之五代十国之前的铸币上未见出现。而恰好其出现在辽钱上，我们已然知道，近年所出土的辽代铸“五京伯文”钱牌，其使用的正是这个有单人旁的“伯”字。而这“伯文”与“伯钱”，又何其相似矣！
理由之五，我们也知道，辽代早期仿铸过一批隋唐之前的钱币，这种辽仿前朝钱品，前经由裴元博先生等考证，亦经由东北一些泉家泉藏因其在东北辽金故地出土出窖的真实性而得到证实。故而，其钱名“壹当伯钱”之“伯钱”，亦极有可能是辽炉仿自“太平百钱、世平百钱”之另类“百钱”矣。
理由之六，“壹当伯钱”，至今除了铜钱之外，还发现银钱。亦早非几品可见，且几乎全部出自于大东北地区，还不止是一个坑口、一个窖口、一个罐子，锈色浆色不一，而反倒是不像其它唐、五代十国乃至之前的铸币在中原地区也不时有发现。由此，亦可有所证其与辽代的密切相关性，至少不能排除。
显而易见，通过上述排除法和依据辽代铸钱之习等深入分析之后，愚见严重倾向于“壹当伯钱”似辽铸钱币，而绝非唐或其之前的朝代所铸。这便是长久以来愚思考辨析的结果。
而为什么当时像戴葆庭这种泉界大家乃至之后的马定祥等，会将其认定为唐代所铸呢？愚见又以为，其是不无原因的。
一是，戴葆庭先生所处时期，辽钱未曾大量出土，其早期所见，皆为辽小平钱，鲜有当三以上大钱面世，更无这种穿肥粗，铸相莽壮的辽钱面世，当然，也更没见到“五京伯文”钱牌等，故，因其所见所识的客观局限，难以往辽铸上去靠、去想、去归类，便在情理之中了。
二是，稍后者如马定祥先生等，与戴葆庭先生一样，也没来得及等到大东北宝库芝麻开门，未曾见到这林林总总的灿烂辉煌的辽代铸币现世。其除了认定其仍然为中原汉铸钱以外，别无类可归。加之，中国泉界的陋习，是前辈大家个人认定了的东西，后人就不再用脑，不再去提问深入考辩，不敢反对与名家之说或者其与之商榷，故而随时拿来一引解百问，以达到否定后人发现为真之目的。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续行此法，不认许许多多的辽钱，自然就不会去试图去解惑“壹当伯钱”的未解之谜了。
至此，至少是愚自己经过长久以来的思辨，并经过此一番辨析论述，高度倾向于“壹当伯钱”实为辽铸之品矣。
本文篇幅已长，就此打住，实因泉识泉知火候还不足，故此实属个人拙见，泉好当可再行思辩，仁智各见。特别是，对待前人之见识论断，我们需要的科学态度是既要尊重又要发展，对前人可能不对的判断，可商榷而不诋毁，因为，我们今天的泉识，都是学习前人学说后才具备的，哪有因为老师认识曾有误，就又骂又讽老师的道理呢。一句话，我们只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去针对前人之说发表自己的研习结果，而不是通过自己想当然的猜测去否定前人的意见，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也。
因此，不管怎么说，对“壹当伯钱”这枚真实的史铸之泉，且并非不知所踪的珍泉，进行实事求是的，认真的分析考辩，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研究探讨，仍然是具有不小的意义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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