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通宝背金-五钱”金钱

明朝施行过纸币、铜钱、白银三种货币制度，经历了纸币衰落到白银崛起的发展变革。

    明初效仿前朝发行大明宝钞，明政府致力于构建以宝钞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但由于过度自信于依赖国家威信，并未建立保证信用的准备金制度，导致宝钞从一开始就有着走向失败的致命缺点。随着纸币滥发大幅通胀贬值，人们失去对宝钞的信任，民间私下都以实物或金银交易，物贵钱贱，钞币体系逐渐崩溃。铜钱在整个明朝地位尴尬，从起初的宝钞辅币到后期的白银辅币，量少、禁用、流通混乱、制钱官藏、古钱私钱购买力下降，从而始终无法满足市场所需。而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官方认可为合法货币，借助了经济发展的推动，以本身拥有的贵金属特性，按照历史习惯的延续，及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不断输入克服了国内矿产资源不够丰富的限制（据估算明朝从欧洲、美洲、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有2亿两以上），使得白银最终能弥补宝钞和铜钱的不足，逐渐替代钱钞成为新的货币体系。

    有学者将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分成了三个阶段，明初洪武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约120年间），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在民间社会的启动和发展阶段（英宗即位正统初年，收赋令米麦折银，取消用银禁令，银的使用成为合法）；成化二十三年到嘉靖十九年（约60年间），白银货币化在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扩展阶段；嘉靖十九年至明末（约100年间），白银货币化在国家与民间社会极大扩展后走向世界的阶段，也是国家、社会与世界三者互动的阶段。

    嘉靖以后，各种铜钱都与白银发生联系，规定比价。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主钱辅的制度开始形成。随着铜钱使用的不断扩大，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规律之下，嘉靖年间的私钱问题也愈加严重，国家一再调整作价，无法禁止与改善，到后期只能取消作价，任市场自然涨跌，但课税和官俸，都用白银。隆庆初有多人提出了币值整顿，其中兵部侍郎谭纶提议课税银三两以下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止许用钱，高拱再提开铸隆庆通宝，此钱法稍通，八文折银一分，隆庆四年开始以新铸隆庆通宝给京官俸禄。至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各种租税都用白银折纳。白银帝国已然崛起。

    有关明朝金银钱的记述最早可追溯到明初，洪武初年王袆曾提议铸金银钱与铜钱并用，这里所指的金银钱为行用制钱（所谓制钱，即国朝钱，亦称本朝钱），此案未行。但依考古表明，金银宫钱的钦赏已有先例。南京博物院馆藏的1956 年南京太平门外明江阴侯吴良墓中所出的1枚洪武通宝银钱，即是其一。笔者早年也曾收获1枚洪武通宝金钱，两钱均为行用钱制式的范铸钱。

    明朝金银宫钱的铸造有明确史料记载。明朝政府设有银作局，万历朝任内府司礼监要职的宦官刘若愚在其所做记录《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中，对内府银作局的相关事务有较详尽的描述：“银作局……专管造金银铎、……金银钱、金银豆叶，……,重一钱或三五分不等；……以备钦赏之用。”相关金银钱赏赐的载述更多。《明史-李时勉传》载“宣德五年修《成祖实录》成，迁侍读学士。帝幸史馆，撒金钱赐诸学士”；吕毖《明朝小史》中讲到正统帝“初开经筵，每讲毕，必命中官布金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玄览堂丛书》）《皇明同记》中提到：“景帝以银豆、金钱物撒地，令宫人及宦侍争拾为哄笑”； 《明史-孙承宗传》中讲天启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等等。以上种种，可见明朝内府银作局铸造金银钱等物及皇帝御赏已是常事。

    明朝金银钱主要有四种：1、行用钱制式的范铸金银钱（主要指内府银作局铸造的金银类宫钱）；2、万历时期为代表的矿银钱；3、官私皆有的金银吉语或祈福钱、殉葬冥钱等（多为阴刻或模压打制而成的钱形金银片，阴刻内容有祈福吉语，如“长命富贵”、“太平景象”、“福寿康宁”、“子孙永安”、“三多九如”等，也有纪年纪事的，如“永乐纪年吉语或吉日金银钱”等。冥钱多为薄片打制，背面看文字成反书，内容有超度用语，如“西方接引”、“径入西天”、“金光指路”、“花开见佛”、“慈悲为怀”等，也有仿行用钱式的阴刻或打制类年号冥钱）；4、沿袭传统与西域地区作为通贸支付而造的五钱、一两银牌（据史料记载与实物发现有正德银牌）。

    此处说明一下，以前有学者提出万历年造银钱与万历矿银钱属于同一类性质，笔者认为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从历史传承关系来看，宋朝已有“年造”赏赐银习惯，湖南省博物馆藏的“大宋开宝敕赐银两”、“天圣年造精银一两”、“开宝元年制部颁税银”一两银牌即为重要的物证。明朝年号“年造”金银钱系列迄今已发现有成化、隆庆、万历、崇祯等，为宫廷赏赐钱的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而万历矿银钱只是一段历史时期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史载“万历二十四年派遣太监担任路矿使，至各地开采矿银，到万历三十三年，九年间共采得三百余万两白银。”学界通常认为这些路矿使为了奉承皇帝，用所得的矿银铸造了一批进奉的银钱，皇帝用这些银钱充盈私库，也会用来赏赐。也有说法是开采银矿，掘银而铸，只为纪念，并不流通。个人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以更直观的实物比较分析，矿银钱也明显有别于“年造”银钱系列。笔者藏有“万历通宝矿银一钱”、“隆庆年造四钱”银钱和“天启通宝金五钱”金钱（见图1、2），矿银钱无论从成色质地、文字书法、还是形制风格，均比后两者粗劣不少，加工工艺更是相差甚远，不可同日而语。后两者文字端庄、形制规矩、铸造精美、加工细致，穿口修整与边道打磨工艺相近，彰显一脉之风。其中天启砂型铸造更为精美，两钱诠释了当年内府银作局的精工细作。再以博物馆藏实物资料比对分析，感观相同。故这类“年造”系列金银钱与天启金钱，毋庸置疑当属内府银作局铸造的宫廷御制钱，而矿银钱系列则为地方钱炉之产物。就 “年造” 钱文，我们似乎也能直观明白其背景含义之不凡。